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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徽宗碑刻多遭后人毁坏 目前全国仅存两座

来源:育学Y网 发布时间:2020-07-30 05:35:08

  书法是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,而古代刻书于石之风盛行,让各种摩崖、碑刻,成为书法除传世墨迹之外的又一重要载体。

  中国历代名碑名刻迭出,不但为书家所孜孜追求,对一般人来说,也是瞻仰先贤遗踪、追慕传统文化的一种方式。不少名胜以碑、刻闻名,如西安碑林、山东泰山。而在学界,曾有“天南金石贫”之说,反映出历史上南粤大地缺少名碑名刻的尴尬。不过不久前,广州市博物馆副研究员陈鸿钧、金石学者伍庆禄等数位专家学者公布了一批“广东名碑”,让众多之前鲜有著录的珍贵碑刻,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。

  每块石碑的发现都有一个故事

  广东名碑散布在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的华南大地上(含海南),要网罗它们往往要付出许多心血。《广东名碑集》的编撰者之一伍庆禄讲述了记录这些名碑的艰辛过程。

  《鼎湖山在犙禅师塔铭并序》碑位于肇庆鼎湖山自然保护区里,“山高林密,空气潮湿,蚊虫滋生,在山里找了两天才找到。拓碑十分艰苦,渴了喝山泉水,饿了啃面包,还要时常防止蚊虫叮咬。因为空气潮湿,上纸不容易干,拓一张要等上一天;因为碑高达2.4米,只能找来几块参差不齐的石头垫脚,战战巍巍地进行操作。陈恭尹此碑的风格,和其传世墨迹跌宕潇洒、不拘一格的风格大异,十分端庄严谨。奇怪的是,1996年出版的《肇庆文物志》却不收录该碑。”而在阳山县贤令山拓摩崖《皇宋圣传颂》,“崖高10米,三把竹梯扎成一把,人在上面颤悠悠,名副其实的如临深渊”。

  李文田篆书《朱子白鹿洞书院学规碑》、吴大澂篆书《郑君六艺论》均为广雅碑。伍庆禄介绍,1989年,他在广雅中学冠冕楼前看到四座佳碑(另外两座分别是汪鸣鸾篆书《程子四箴》和张之洞篆书《许君说文解字序》)暴露在烈日下,碑面抹了一层厚厚的水泥。他试着找一根小铁钉划了划,水泥块很容易就掉下来。联系了校长,愿意义务清理,但学校始终不同意。过两年再去看,发现碑面已经打磨,尽管已经能够看清楚文字,但嵌着水泥的文字已经有所变形。

  《神霄玉清万寿宫诏》碑在海南琼山府城五公祠内,为宋徽宗赵佶书,碑额已失,驮碑的巨型贔屭仍存。现存碑身高2.34米,宽1.21米,书于宣和元年。该碑瘦金体书法挺拔,舒展遒丽,运笔灵动。周刻回文,中暗刻青龙十八条,十分精美。伍庆禄指出,宋徽宗笃信道教,该碑于汴京刻成后,拓片分发全国各地翻刻竖立。宋徽宗是亡国之君,其碑刻多被后人毁坏,据了解,目前该碑全国仅存两座,另一座在福建莆田。

  据明正德《琼台志》记载:宣和元年御诏碑,立于府城北郊“天庆观”内“万寿宫”,元代“天庆观”改称“玄妙观”,明永乐年间重修后,更名“三清观”。1983年迁入现址,“巍然丰碑,屹立千年,《粤东金石略》未收,翁方纲曾到海南视学,还收集了海南的许多碑刻拓片,独独不见于此,亦一大怪事也”。

  岭南最早的唐碑存于肇庆七星岩

  陈鸿钧指出,广东已知碑刻之最古者,为东汉灵帝熹平三年(174年)、原置于韶关乐昌县周君庙中的《汉桂阳太守周府君碑》,内容记载桂阳太守周憬疏浚河道的事迹。自宋以来金石书籍多有著录。这块碑佚失已久,仅存几十个字的残拓片一张,为隶书,且与同期名碑相比,仍保留了较多的古隶风貌。

  广东自清代起曾出土过几方隋碑,号称“四大隋碑”。但有人指出《王夫人碑》是后人伪造,故而又称“三大”。陈鸿钧指出,隋代碑文不仅可以弥补史书之缺,而且有很高的艺术价值。如隋大业五年(609年)宁越郡钦江县正议大夫之碑,碑文为楷书,面貌清晰,篇幅绵长,历来为人称道,康有为曾推举此碑为学子购碑的参考,罗振玉的《雪堂碑跋》对此碑亦加赞许。该碑字体修长,浑厚端庄,开唐碑之先河。“隋代承前启后,虽然书风未成熟就被唐代取代,但开流拓源,功不可没。广东地处边隅,能有此杰作,也可见书法艺术已经普及各地。”

  位于肇庆七星岩石室洞口,款署李邕的《端州石室记》,刻于唐开元十五年(727年),是岭南最早的唐碑。字正楷,结体方正,笔势圆浑,笔意醇厚而又风神洒脱。李邕遗迹以行楷居多,只有这块碑是正楷,十分珍贵。唐元和十二年(817年),韩愈撰文、陈谏所书的《南海神广利王庙碑》是广州现存最早的唐碑,为粤中名刻。陈谏是唐代著名书法家,清代金石名家翁方纲盛赞此碑“尚有晋人意”。

  本世纪初于广州东郊小谷围岛南汉高祖刘康陵出土的《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》,为广州唐五代考古的重大发现,大有唐楷遗风。

  草书入碑向来少见。广州五仙观内有宋刻《古仙诗碑》一方,书者为古成之,广东河源人,曾任四川绵竹县令,相传得道后仙去。广东草书向来不为人称道,但这块狂草诗碑,却有着开张跌宕、意态横出的气象。

  明代以后,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,岭南文化也有了长足的发展,书坛也逐渐兴盛起来,石刻亦然。陈献章为明中期理学大家,今存恩平的《恩平县儒学记》,新会的《敢勇祠记》、《慈元庙碑》,肇庆的《城隍庙记》四方碑刻,都是他优秀的书法作品。

  清代广东碑学全国闻名

  陈鸿钧认为,清代碑学中兴,书法艺术蓬勃发展,成绩空前,广东实为其中重镇,足可与江浙抗衡,半分天下。与屈大均、梁佩兰并称“岭南三大家”的陈恭尹,虽世人多知其诗,但其书法造诣也很高,尤擅隶书,被视为清初广东隶书第一高手。存于肇庆鼎湖山庆云寺后山的《鼎湖山在犙禅师塔铭并序》碑为陈恭尹晚年力作。七星岩石室洞内璇玑台壁内另有一处粤中大书画家、诗人黎简所题书诗刻,黎简擅长诗书画,号称“三绝”。

  清代中期入粤的几位学者名家翁方纲、伊秉绶、阮元、赵慎畛等既是官员,又是学者,留下了一批书法精品。如伊秉绶在广州白云山郑仙岩题书的《叶廷勋墓表》、阮元在广州药洲九曜园的行书《和翁方纲诗》一石、赵慎畛在九曜园的隶书《覃溪赞》刻石等,都是精品。

  清代书坛出现了一股崇尚北碑的风气,该风在广东的早期倡导者便是曾任礼部尚书的顺德“探花郎”李文田。他为广雅书院所立之篆书《朱子白鹿洞书院学规》,卓然大家风范。

  民国时期广东的书法名家也很多。胡汉民的《梁国一先生墓联》、《邓荫南先生墓表》,林直勉的《五烈士墓碑记》、《抗逆卫士题名碑记》,吴道镕的《屈翁山先生墓碑》,张锡麟的《重修陈独漉先生墓碑》等,均为佳作。